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陆建德:敢想敢做的杨季康

时间:2017-09-13 10:36:51    来源:爆侃网文综合整理    编辑:爆侃网文 字号:TT

  杨绛在1958年为《文学知识》写过一篇近两千字的文章,看似应时之作,未见人民文学出版社的《杨绛全集》收入。

  《文学知识》是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在大跃进期间办的一份月刊,从1958年10月到1960年7月,一共出了二十二期。这份普及性的杂志得到很多著名作家学者的支持,销路很好,问世半年后发行量就超过二十万份。但是不知为何到了1960年夏天停刊,之后人们也就把它遗忘了,只有原编辑部成员吴子敏先生写了《回忆〈文学知识〉》,载于文学所编的《岁月熔金:文学所50年记事》(2003年)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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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文学知识》创刊号

  翻阅这份旧刊,不难发现,从第三期亦即1958年12月开始,纸质灰暗粗劣,与纸面上“人定胜天”的光亮文字形成一种让人生出怜悯之心的反差。也许,纸张的极度匮乏导致了刊物不声不响的终结。创刊号上两张江苏邳县的农民画,形象地道出了“敢想敢做”的时代精神。一张画的是一对夫妻抬着一个两人高的玉米棒子,旁边写着:“今年的玉米两人抬,明年玉米要用车来拖。”另一张画的是日中头的太阳仰视着一棵已长到云端里的向日葵,笑语:“过去老弟整天向着我,现在我得向着你呢!”真是老天难不住庄稼汉,什么神话和奇迹不能编制创造!

  杨绛的《描写敢想敢做故事的小说——介绍〈神秘岛〉》就发表在创刊号上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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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杨绛的《描写敢想敢做故事的小说——介绍〈神秘岛〉》

  那年夏天,“拔白旗,插红旗”运动突然开始。在文学所,钱锺书的《宋诗选注》和杨绛的长文《斐尔丁在小说方面的理论和实践》被列为“白旗”,受到来自本所古代组和西方组的质疑与批判。感兴趣的读者不妨查阅一下1958年第四期《文学研究》(1959年第一期改名为《文学评论》)。批判者指控,两人治学为文,都犯有“资产阶级形式主义”的毛病。

  虽然如此,新设立的《文学知识》编辑部还是会向改造中的资产阶级学者约稿。杨绛已积有一些运动经验,不敢造次,不然会被理解为有抵触情绪。她交了稿,也是为钱锺书挡驾。在当时特殊的环境下,写什么,如何写,真是要推敲一番。

  创刊号上的重头文章是《文艺阅读要大插红旗》,作者提到关于让不让青年去看毒草的辩论,坚决主张青年的阅读必须得到指引。当时群众性的读书运动和创作运动正在蓬勃开展,编辑部写的《创刊的话》道出办刊宗旨:“为了在群众的文学生活中拔白旗插红旗,树立正确的阅读方向,我们的刊物将努力做到:一、经常推荐好作品;二、批判坏作品;三、随时评论大家正在阅读的作品。”创刊号的“作品介绍特辑”栏,共有五篇文章,三篇评1958年刚出版的长篇小说《烈火金刚》和《草原烽火》,一篇介绍以十月革命后远东内战为背景的苏联小说《波尼伍尔的心》。余下的一篇就是杨绛佚文。

  杨绛别出心裁,以凡尔纳的《神秘岛》来呼应时势,真是妙不可言。文章颇有时文的特点,第一段开门见山:“《神秘岛》是法国儒勒·凡尔纳(1828-1905)所作,原书于1875年出版。这部小说描写一个敢想敢做的故事,书里人物的特色是敢想敢做而又有科学依据,所以读来很能鼓舞干劲。”用“敢想敢做”和“鼓舞干劲”两个流行词来形容《神秘岛》的特点和功效,一部科学小说也就获得了正当性。第二段是应该细细品味的:

  小说里的人物往往敢想敢做;保唐僧上西天取经的孙行者智勇兼备,什么都敢……。童话里的英雄披上隐身袍,舞动魔杖,降伏妖怪,没有干不了的事。可惜小说家的幻想不合自然界规律。毛主席在《矛盾论》里说:“最好的神话具有‘永久的魅力’,但神话并不是根据具体的矛盾之一定条件而构成的,所以它们并不是现实之科学的反映。”《神秘岛》不是神话,不过他们五六人同心协力,集体的智慧和能力就抵得三头六臂,抵得七十二般变化;他们的随身法宝只是普通的科学知识,比了现代的科学已落后多多。

  在中国古典小说中,钱锺书最爱《西游记》。他读了这段文字也会一笑吧。《西游记》是神话小说,最早应该是胡适提出来的。按照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话语,《西游记》应该归为“积极浪漫主义”一类的作品。杨绛引用《矛盾论》这段话过渡,说明引述也是修辞的武器。《神秘岛》不是神话,那么什么是神话?在现代汉语里,神话又指荒诞无稽的说法。这段大白话也许旁敲侧击,暗藏机锋。“他们五六人”指的是《神秘岛》的主角,他们在美国南北战争时主张解放黑人,围城的时候乘气球逃走,飘落在荒岛上。杨绛强调他们的“随身法宝只是普通的科学知识”,而浮夸风吹刮的时候,农田上放出的一颗颗卫星——比如高耸入云的向日葵——却更像是神话。这样的应景文章,也有皮里春秋。

  杨绛称这几位从天而降的北方人士为“落难者”。他们并不悲观,以积极的心态面对艰难。她写道:“他们并不‘得过且过’,认为‘应当象永远住在这里似的建立自己的家园’。”取自《神秘岛》的文字也可能曲折道出杨绛的心声。钱锺书的室号“容安馆”(陶渊明“审容膝之易安”)又多了一层内涵。杨绛还比较了他们与孤身一人的鲁滨逊的差别。她说,鲁滨逊做一只泥罐儿费时费力(笔者按:经过多次试验做成了陶罐,详见《鲁滨逊漂流记》),而他们群策群力,效率更高,“没有条件就创造条件,打破常规,利用土法”;“领导处处带头,群众团结互助”。他们完成种种伟业,靠的是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,“先根据科学的调查研究,了解岛上形势,然后很乐观的定下种种策划”。小说里的人物个个都有丰富的科学常识,他们由星座的高度测出纬度,由时差测出经度,用相似三角的定理测出山岗的高度;他们制造火药、肥皂和玻璃等种种用品,并不是凭空编出来的,都以经验、科学为根据。当愚昧与心想事成的“乐观主义”相结合的时候,面目是既怪异又诱人的。

  《文学知识》那时有“新诗话”和“文学常识讲话”两个专栏。创刊号上这两个专栏不约而同地介绍了新民谣。请看这一首四川奉节民歌:“太阳落坡坡背黄,扯把蓑草套太阳。太阳套在松树上,一天变作两天长。”太阳就像一只气球,用根草绳子把它系在松树上,地球就暂时停止公转,农民不困不累,一天能做两天的工作(甚至有“一天等于二十年”之说)。另一首民歌把文艺创作的大跃进和生产大跃进联系起来:“如今唱歌用箩装,千箩万箩堆满仓。别看都是口头语,搬到田里变米粮。”(民歌怎么会自称“口头语”?据1959年的《文学评论》统计,上海1958年工人业余创作小组成员有二十余万,创作文艺作品五百多万件。)与这些与天与地斗的歌谣为伴,杨绛的短文自然会显露出别样的格调。写这样的文章,不也是要有点敢想敢做的精神吗?

  生活里的杨绛待人和蔼可亲,但她在逆境中是坚韧的。“文革”时她的一个邻居姑娘曾用杨柳枝鞭打她,还剃去她半边头发。钱锺书看着她的阴阳头,急得直说:“怎么办?”杨绛倒不急,如此安慰他:“兵来将当,火来水挡;总有办法。”结果她土法上马,废物利用,做了个假发套。那个漫长的夜晚,她自己也变成了《神秘岛》上敢想敢做的落难者!

  在那段非常时期,她也上台挨批斗,她回忆道:“有人递来一面铜锣和一个槌子,命我打锣。我正是火气冲天,没个发泄处;当下接过铜锣和槌子,下死劲大敲几下,聊以泄怒。这来可翻了天了。”台下的义愤和惩罚措施就不必详述了。但这就是杨绛:“打我骂我欺侮我都不足以辱我,何况我所遭受的实在微不足道。”海明威所说的“压力下的风度”,在《丙午丁未年纪事》(!)中找得到很多例证。可佩可感的是,杨绛在期颐之年又说过,对着她挥拳怒吼的造反派不过是“披着狼皮的羊”,在她做“牛鬼蛇神”的时候,多数人对她表露出细微的善意,“人性并未泯灭,乌云镶着金边”。

  纪念杨绛逝世周年,应该有点喜乐的气氛。杨绛曾在法国天主教会主办的上海启明女校(启明楼至今还是现上海市第四中学的主楼)读书,法文英文都学。她认识钱锺书后,跟他讲起启明的点点滴滴,尤其是那些有爱心的修女嬤嬤(杨绛叫她们“姆姆”),不自觉地兴奋。钱锺书听了十分羡慕,建议她把在启明的快活经历写下来。这应该是两人刚开始相爱的时候。杨绛的回忆文章《我在启明上学》一直到2002年春才告竣,这是一笔欠了太久的文债。用她自己的话来说,她小时候是个“蹦蹦跳跳的小鬼”,跳绳能跳“双飞”十一个,膝盖上经常是“青馒头”、“红馒头”。

  杨绛还真是敢想敢做的。启明女校主楼长廊西尽头有一座大石阶,分十级,下面是一道宽宽的碎石路,再过去就是大草坪。她常在那里练习跳台阶,由低而高。有一次,她当着很多同学的面居然从石阶最高处跳到阶下的碎石路,“我大着胆子踊身一跳,居然平稳落地”。不过由于惯性,她下蹲的身子还在往前冲,鞋底在碎石路上擦了几十公分。想不到胜利者的布鞋鞋帮后跟裂了个大口子。她脱下鞋,发现袜子后跟也磨破了,露出两个“鸭蛋”。高莽为这奋勇的一跳画了插图(见《杨绛全集》第三卷)。写到这个场景,杨绛是颇为得意的。但是文章竟然如此结尾:她在1987年看到母校照片,教育大楼和长廊仍在。十五年过去了,它们还安在否?“我跳过的十级台阶,确实是十级吗?我还想去数数呢。”她自己不大相信,担心夸大了自己的勇敢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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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莽所画的插图(见《杨绛全集》第三卷)

  对自我的怀疑总是伴随着杨绛。《走到人生边上——自问自答》写毕于2007年,是当代中国散文的极品。在这本小书的第八部分(“人需要锻炼”),杨绛说到自欺欺人现象的普遍性:“头脑里的智力是很狡猾的,会找出种种歪理来支持自己的私欲。得对自己毫无偏爱,像侦探侦查嫌疑犯那么窥伺自己,在自己毫无防备、毫无掩饰的时候——例如在梦中,在醉中,在将睡未睡的胡思乱想中,或心满意足、得意忘形时,捉住自己平时不愿或不敢承认的私心杂愿。”《魔鬼夜访杨绛》(《文汇报》笔会,2010年2月24日)又提供一例:她在自己非常自信的时候,也会受魔鬼戏弄。“从此深自警惕,还不为迟。”这是大智大勇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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杨绛想念“我们仨”,侯艺兵摄于2000年7月30日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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